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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37] 参见何荣汉：《陶行知——一位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》，香港，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，第44页。朱泽甫在他所编写的《陶行知年谱》中有这样一段记述：陶行知在崇一学堂读书期间没有信奉基督教，并在该校楼上学生宿舍墙壁上书写：“我是一个中国人，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。”少年立志，坚定鲜明。见朱泽甫编著：《陶行知年谱》，合肥，安徽教育出版社，1985年版，第5页。对此，何荣汉认为：这样有意无意间把这两件事情关联起来，虽然没有事实根据，但却符合了某种以中国本位意识与基督教对立的陈述倾向。
[38] 参见何荣汉：《陶行知——一位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》，香港，基督教文艺出版社，2004年版，第44－45页。
[39] 余子侠：《山村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》，武汉，湖北教育出版社，1999年版，第33页。
[40]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：《陶行知全集》第4卷，长沙，湖南教育出版社，1985年版，第7页。
[41]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：《陶行知全集》第8卷，长沙，湖南教育出版社，1992年版，第727页。